岁在申酉，不绝如线。岁在壬子，真人乃见（《晋书·载纪·慕容炜传》，初石虎使人搜策于华山，得玉版文，又见《十六国春秋》二十七。）。

臣以朽暗，器非经国，过荷先帝援擢之恩，又蒙陛下殊常之遇，猥以轻才，窃位宰禄，不能上谐阴阳，下厘庶政，致使水旱愆和彝伦失序，辕弱任重，夕惕惟忧。臣闻王者则天建国，辨方正位，司必量才，官惟德举。台傅之重，参理三光，苟非其人，则灵曜为亏。尸禄贻殃，负乘招悔，由来常道，未之或差。以姬旦之熏圣，犹近则二公不悦，远则管蔡流言，况臣等宠缘戚来，荣非才授，而可久点天官，尘蔽贤路！是以中年拜表，披陈丹款。圣恩齿旧，未忍遐弃，奄冉偷荣，愆责弥厚。自待罪鼎司，岁馀辰纪，忝昌宰衡，七载于兹。虽乃心经略，而思不周务，至令二方干纪，跋扈未庭，同文之咏，有惭盛汉。深乖先帝托付之规，甚违陛下垂拱之义。臣虽不敏，窃闻君子之言，敢忘虞廷避贤之美，辄循雨疏知止之分，谨送太宰、大司、马、太傅司徒章绶，惟垂昭许（《晋书·载纪·慕容炜传，时炜境内多水旱，慕容恪慕容评并稽首归政，请逊位还第云云，炜不许，遂断其让表，恪评等乃止，又见《十六国春秋》二十八。）。

先帝应天顺时，受命革代，方以文德怀远，以一六合。神功未就，奄忽升遐。昔周文既没，武王嗣兴，伏惟陛下则天比德，揆圣齐功，方阐崇乾基，纂成先志。逆氐僭据关陇，号同王者，恶积祸盈，自相疑戮，衅起萧墙，势分四国，投诚请援，旬日相寻，岂非凶运将终，数归有道。兼弱攻昧，取乱侮亡，机之上也。今秦土四分，可谓弱矣。时来运集，天赞我也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殃。吴越之鉴，我之师也。宜应天人之会，建牧野之旗。命皇甫真引并冀之众，径趣蒲孤；臣垂引许洛之兵，驰解謏围；太傅总京都武旅，为二军后继。飞檄三辅，仁声先路，获城即侯，微功必赏，此则郁概待时之雄，抱志未申之杰，必岳峙灞上，雪屯陇下。天罗既张，内外势合，区区僭竖，不走则降。大同之举，今其时也。愿陛下独断圣虑，无访仁人（《晋书·载纪·慕容炜传》，苻坚将苻謏陕降于炜，群下议欲遣兵救炜，因图关右，魏尹慕容德上疏，又见《十六国春秋》二十八。）。

汝为德禾充，而怀是非，立善未称，而名过其实，诗云：“德輶如毛，人鲜克举”。君子处高，戒惧倾败，可不务乎。今四海事旷，兆庶未宁，黎元应抚，夷狄应和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，同有形于赤子，汝宜息之，勿怀耿介。夫天道助顺，修德则禳灾，苟求诸己，何惧外患焉（《晋书·载纪·苻坚传》，苻融上疏，谏用慕容炜等，坚报之云云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三十七。）。

夫名尊礼重，先王之制。冠冕之式，代或不同。汉以萧曹之功，有殊群辟，故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世无其功，则礼宜阙也。至于东宫，体此为仪，魏晋因循，制不纳舄。今皇嗣过谦，准同百僚，礼卑逼下，有违朝式。太子有统天之重，而与诸王齐冠远游，非所以辨章贵贱也。

祭享朝庆，礼宜正服，兖衣九文，冠冕九旒。

又仲冬长至，太阴数终，黄钟产气，绵微于下，此月闭关息旅，后不省方。《礼记》曰：“是月也，事欲静，君子齐戒去声色”。惟《周官》有天子之南郊从八能之说。或以有事至灵，非朝飨之节，故有乐作之礼。王者慎微，礼从其重。前来二至阙鼓，不宜有设，今之铿锵，盖以常仪。二至之礼，事殊馀节，猥动金声，惊越袖气，施之宣养，实为未尽。

又朝服虽是古礼，绛示冓始于秦汉，迄于今代，遂相仍准。朔望正旦，乃具兖舄。礼，诸侯旅见天子，不得终事者三，两沾服失容，其在一焉。今或朝日天雨，未有定仪。礼贵适时，不在过恭。近以地湿，不得纳舄，而以兖襈改履。案称朝服，所以服之而朝，一体之间，上下二制，或废或存，实乖礼意。大燕受命，侔踪虞夏，诸所施行，宜损益定之，以为皇代永制（《晋书·载纪·慕容炜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二十七。）。

苻坚王猛，皆人杰也，谋为燕患，为日久矣，今若乘机不赴，恐燕之君臣，将有甬东之悔（《晋书·载纪·慕容炜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二十八。）。

大燕虽革命创制，至于朝廷铨谟，亦多因循魏晋，惟祖父不殓葬者，独不听官身清朝，斯诚王教之首，不刊之式。然礼贵适时，世或损益，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，而人安之。自顷中州丧乱，连兵积年，或遇倾城之败，覆车之祸，坑师沈卒，往往而然，孤孙茕子，十室而九。兼三方岳峙，父子异邦，存亡吉凶，杳成天外。或便假一时，或依羸博之制，孝子糜身无补，顺孙心丧靡及，虽招魂虚葬，以叙罔极之情，又礼无招葬之文，令不此载。若斯之流，抱琳琅而无申，怀英才而不齿，诚可痛也。恐非明扬侧陋，务尽时珍之道。吴起二陈之畴，终将无所展其才翰。汉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围？郅支之首，何以悬于汉阙？谨案《戊辰诏书》，荡清瑕秽，与天下更始，以明惟新之庆。五六年间，寻相违伐，于则天之体，臣窃未安（《晋书·载纪·慕容炜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二十。）。

臣闻汉宣有言：“与朕共治天下者，其唯良二千石乎”！是以特重此选，必妙尽英才，莫不拔自贡士，历资内外，用能仁感猛兽，惠致群祥。今者守宰，或擢自匹夫兵将之间，或因宠戚，藉缘时会，非但无闻于州闾，亦不经于朝廷。又无考绩，黜陟幽明。贪惰为恶，无刑戮之惧；清勤奉法，无爵赏之劝。百姓穷弊，侵赇无已，兵士逋逃，乃相招为盗贼。风颓化替，莫相纠摄。且吏多则政烦，由来常患。今之见户，不过汉之一大郡，而备置百官，加之新立军号，兼重有过往时。虚假名位，废弃农业，公私驱扰，人无聊生。宜并官省职，务劝农桑。秦吴二虏，僻僭一时，尚能任道捐情，肃谐伪部，况大燕累圣重光，君临四海，而可美政或亏，取陵奸寇哉！邻之有善，众之所望，我之不脩，彼之愿也。

秦吴狡猾，地居形胜，非唯守境而已，乃有吞噬之心。中州丰实，户兼二寇，弓马之劝，秦晋所惮，云骑风驰，国之常也，而比赴敌后机，兵不速济者何也？皆由赋法靡恒，役之非道。郡县守宰，每于差调之际，无不舍越殷强，首先贫弱，行留俱窘，资赡无所，人怀嗟怨，遂致奔亡，进阙共国之饶，退离蚕农之要。兵岂在多，贵于用命。宜严制军科，务先饶复，习兵教战，使偏伍有常，从戎之外，足营私业，父兄有陟岵之观，子弟怀孔尔之愿，虽赴水火，何所不从。

节俭约费，先王格谟，去华敦朴，哲后恒宪。故周公戒成王，以啬财为本，汉文以皂帏变俗，孝景宫人，弗过千馀，魏武宠赐，不盈十万，薄葬不坟，俭以率下，所以割肌肤之惠，全百姓之力。谨案后宫，四千有馀，僮侍厮养，通兼十倍，日费之重，价盈万金，绮縠罗纨，岁增常调，戎器弗营，奢玩是务。令帑藏虚竭，军士无袒褕之赉，宰相侯王，迭以侈丽相尚，风靡之化，积习成俗，卧薪之谕，未足甚焉。宜罢浮华非要之役，峻明婚姻丧葬之条，禁绝奢靡浮烦之事，出倾宫之女，均商农之赋。公卿以下，以四海为家，信赏必罚，纲维肃举者，温猛之首，可悬之白旗，秦吴二主，可以礼之归命，岂唯不复侵寇而已哉！陛下若不远追汉宗弋绨之模，近崇先帝补衣之美，臣恐颓风弊俗，亦革变靡途，中兴之歌，无以轸之弦咏。

又拓守兼并，不在一城之地；控制戎夷者，怀之以德。今鲁阳上郡，重山之外，云阴之北，四百有馀，而未可以羁服塞表，为平寇之基，徒孤危托落，令善附内骇。宜摄就并豫，以临二河，通接漕毂，拟之丘陵，重晋阳之戍，增南藩之兵，战守之备，闑以千金之饵，蓄力待时，可一举而灭。如其虔刘送死，俟入境而断之，可令匹马不反，非唯绝二贼窥窬，乃是戡殄之要，惟陛下览焉（《晋书·载纪·慕容炜传》，又见《十六国春秋》二十九。）。

秦为无道，灭我社稷，今天诱其衷，使秦师倾败，将欲兴复大燕，吴王已定关东，可速资备大驾，奉送家兄皇帝，并宗室功臣之家。泓当率关中燕人，翼卫乘舆，返还邺都，与秦以虎牢为界，分王天下，永为邻好，不复为秦之患也。钜鹿公轻戆锐进，为乱兵所害，非泓之意（《晋书·载纪·苻坚传》下，泓遣使谓坚云云，坚召慕容炜责之曰：泓书如此。又见《魏书·慕容炜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三十八。）。

夫建德者必以终善为名，佐命者则以功成为效。二公与先帝开构洪基，膺天明命，将廓夷群丑，绍复隆周之迹。今灾眚横流，乾光坠曜。朕以眇躬，猥荷大业，不能上成先帝遗志，致使二虏游魂，所以功未成也，岂宜冲退。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为荣，忧四海若荷担，然后仁让之风行，则比屋而可封。今道化未纯，鲸鲵未殄，宗庙之重，非惟朕身，二公所忧也。当思所以宁济兆庶，靖难敦风，垂美将来，侔踪周汉，不宜崇饰常节，以违至公（《晋书·载纪·慕容炜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二十八。）。

苻坚虽聘使相寻，托辅车为谕。然抗均邻敌，势同战国，明其甘于取利，无慕善之心，终不能守信存和，以崇久要也。顷来行人累续，兼师出洛川，夷险要害，具之耳目，观虚实以措奸图，听风尘而伺国隙者，寇之常也。今吴王外奔，为其谋主，伍员之祸，不可不虑，洛阳、并州、壶关诸城，并宜增兵益守，以防未兆（《晋书·载纪·慕容炜传》，又《十六国春秋》二十九。）。

用兵者必知彼己之强弱，然后可以定攻守之计。知我之可以战，而不知敌之不可与战，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攻；知敌之可战，而不知我之不可以战，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守。夫不知攻守之计者，小而用之一军，大而用之一国，又大而用之天下，未有不败者也。古之王者不幸而与外国相持，必审乎此，以为制禦之术。外国强而中国弱，则能下之；中国强而外国弱，则能服之；外国中国俱弱，则自守而已。盖外国之人尊尚勇力，便习骑射，生长于戎阵之间，然刚暴而不知退让，无亲爱以相固，无礼义以相维，故骤强而易衰。方其盛强，虽圣王在上，犹被其患，侵轶纵暴，其锋不可当。及其既衰，则内相攻残，而中国坐制其弊。此其势然也。譬犹勇悍之夫，疾呼奋臂以张其威怒，诚不可与之校。及其气衰力竭，疲惫而偃仆，则三尺童子可制其命。呜呼！有国者能审乎此，则可与语中外强弱之形势矣。请因此以论古今之变。昔光武乘王莽之乱，中国疲弊，匈奴之寇岁岁不绝。其后饥疲并兴，自相分争，臧宫、马武之徒抚剑抵掌，志驰于伊吾之北。然是时北狄虽衰，汉亦新复，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，故光武以为北狄尚彊，传闻失实，不如姑息吾民。此其知彼己也审矣。至显宗时，承平既久，辟土益广，黎民岁增，而匈奴内侵，边城尽闭，于是纳耿秉之议，而诸将扬兵于漠北矣。然则耿秉诸将所以建功者，以汉于中兴之初，能固守其文德也。晋穆帝时，石季龙死，北方大乱，士民襁负而来归，议者以为中原指期可复。然是时石氏虽亡，晋亦不振，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，故蔡谟独谓所亲曰：「胡灭诚为大庆，然恐更为朝廷之忧」。此其知彼己也审矣。其后殷浩进据洛阳，桓温战于林渚，皆无功而反。然则殷浩、桓温所以致败者，以晋当中微之际，欲力争于武功也。夫汉晋之成败相去绝远，惟在乎知彼知己、审与不审之间。将欲制御敌国，可不察夫强弱之分哉！国家遭金人之乱，一纪于此矣。󲦤绅之儒、介胄之士，相与议论于朝野之间者，或谓前此用兵皆我自败而敌不足畏者有之，或谓金人之彊振古无比而我不可图者有之，二者胥失也。夫契丹与中国抗衡垂二百年，圣明之君、忠智之臣，朝谋夕虑，思有以屈之，迄不得志。西夏习战，数有武功，方其盛时，北抗契丹南寇中国，我师百万聚于陕西，而救死扶伤之不暇，亦桀黠之雄也。然而金人起东北，不二十年举契丹、臣西夏，遂悉从引弓之国，长驱于中原。国家败于河东，又败于京师，又败于陕西，又败于淮扬。岂特我之不能哉，盖亦其至彊也。观其行师治众之力，料敌制胜之谋，举无遗策，略不世出，加以器械之利，形势之便，兼中国之所长而有之。愚谓汉唐全盛之时，得韩、白不世之将，犹未能轻此敌也，况今日乎！虽然，以为不可图者，盖亦不察矣。尝料金人之众，本不当吾一大郡。以女真之师劫契丹而用之，以契丹之师劫燕人而用之，以至诸国之属从者，皆非心服，力劫之而已。而契丹、燕人怀其父兄骨肉之雠，怨之切骨，部族既异，人各有心，其势岂能久耶？加以耶律氏之族，往往当权用事，皆有兴复社稷之心。以为北南罢兵，则金人守胜而无事，英雄无所用武，故使穷兵黩武，以外敝其众，因乘风尘之变，庶几于得骋焉。盖其势有类苻坚者。坚之盛时，擒姚襄、破慕容炜，皆释其亲而用之。其征江南，王猛、苻融深以为谏，独姚苌、慕容垂劝成之。及淝水一败，垂、苌之徒果乘间飞扬，卒灭苻氏。金人之祸殆将类此。矧得中国玉帛子女以乱其志虑，上有惑志，下有争心，外无彊敌，内多功臣，士马疲于战斗，仇雠聚于心腹，不过数年，内变必起。我以全制其后，可以万全。此兵家所谓其彊易弱者也，何不可图之有哉！图之之术奈何？亦乘其变而已。知其未有变也，则法光武之言而固守文德，何虑于贻后日之患乎？知其有变也，则违蔡谟之论而力争武功，何疑于致朝廷之忧乎？虽然，方匈奴之分，固有变之可乘矣，而光武犹以为非时者，盖以中原初定，民力未任于征役也。方季龙之死，固有变之可乘矣，而蔡谟犹忧于致患者，盖以公卿之间，人才不足以办此也。诚能蓄养民力，搜选人才，以待敌人之变，则若窦宪之勒燕然可也，耿秉诸将之功，何足道哉！虽若刘裕之平关中可也，殷浩、桓温之败何足忧哉！而执事乃使承学之士，权轻重之势，度可否之时，酌其宜施于今者。顾愚不敏，何足以权大事乎？尝闻古之英雄之主欲求非常之功者，必有规模先定于中。若事之成否，则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矣。勾践之报吴，是骄其敌而已；昭王之图齐，是俟其衅而已。骄敌而敌可骄，俟衅而衅可乘，天也。孙权称臣于魏，受其封爵，至欲乞身交州以保馀年，亦所以骄其敌也。刘备跨有荆益，保其岩阻，天下有变则欲下宛洛以出秦川，亦所以俟其衅也。骄敌而不骄，俟衅而无衅，亦天也。传曰：「圣人非生时，时至而弗失」。使孙权、刘备而图句践、燕昭之功，则覆亡之不暇，尚何燕越而能保哉！愚愿国家修四君之术，以俟二国之变，规模一定，勿为浮议所摇。其济与否，视天之何如，吾不敢取必焉，可也，然执事之言曰「上天悔祸，北敌相残」。呜呼，天意固有在矣。

进士陇西李浩，资俊异，少孤，自封植。为人刚静，气迈往不群，治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说，知孟轲、扬雄所传为正道而遵之，譬渠黄、山子，羁坚辔，附夷路，骎骎乎无万里矣。其文辞盖窥战国而下，其志将游历屈、宋，差池汉、唐氏之间未已也。虽然，与人俱践一涂，而人自以其名歧与为燕宋，反共憎笑之，屡穷困不化也。而颍川晁补之独异焉。浩少于补之，未尝共学也，而索其中盖异焉者寡。既与之交矣，乃缘名为义，而以季良父字之，曰：昔崔浩自以为张良，而世亦莫之与也。乃吾季良父，岂为浩者而已哉？虽然，楚汉之斗，南北之分裂，两人者皆如妇人女子，而皆魁雄闳伟，智谋若神，万举而万全，故刘氏以取天下，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称帝，亦类矣。至良功成不居，其定太子，庶几乎无事之业。而浩乃区区夸石铭，构忿以杀身，欲比良，何远哉！然则浩固长于方人，而暗于料己。其言曰：「王猛之经国，苻坚之管仲也。慕容恪之辅少主，慕容炜之霍光也。刘裕之平逆乱，司马德宗之曹操也。夫猛固坚之管仲，何足以班管仲？恪固炜之霍光，何足以任霍光？裕固德之曹操，何足以当曹操也」？其言信矣。至浩自恕以比良，而不歉其所不足，尚以谓己稽古过之，岂不误哉？嗟乎！使浩得汉高祖而事之，不足当陈平为如何，而又晚节矜名，惴惴乎不能全一身，何暇处人父子危疑之间，逍遥事济而身无患如此哉？然则浩固拓跋氏之良，其以良自比，犹论猛也。乃吾季良父识路而疾驱，则将蹈轲、雄之所传，而要其宿。使幸而遭时有用，敛其有馀于为浩者以保身，益其不足于为良者以居业，则虽在良伯仲叔季之间，其谁敢不与？使其不幸而不偶，充其志，犹足以独善，若原宪之藜藿，可贫而不可病，其与为伯仲叔季，将在孔子弟子之列，岂特不为浩，虽良亦可不为也。季良父勉之。

议曰：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者，北辰也。乃一日不居其所，随众星以流焉，天将无四时也。商《诗》不云乎：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肇彼四海」。非邦畿以止民也，实止民以为邦畿也；其能止千里而近者，斯能域彼四海之远也。若夫千里不为我畿，则四海将为他人域矣。周《诗》亦曰：「价人维蕃，大师维垣。大邦维屏，大宗维翰。怀德维宁，宗子维城。无俾城坏，无独斯畏」。伤厉王失是道也。民不怀德而城坏矣，乌睹文武成康之绩哉？是故国君死社稷者礼也，后世有以身保一州，勇捍一城者，为希世伟烈，无他焉，不学礼之过也。闻之国君死社稷矣，而太王去邠，诗人不刺焉，何也？曰：太王去邠以兴周也，时则商之衰世也。纪侯大去其国，《春秋》又不贬焉，何也？曰：纪侯去其国以存其祀也，时则周之衰世也。若使当商周之治君盛世，则纪侯者玉帛朝贡之不暇，宁论其国去不去邪？《春秋》于纪侯信不贬矣，而于周王则有讥焉。《书》曰：「天王狩于河阳」。盖天王无出，则自绝于天下也。天子之孝在天下，诸侯之孝在一国，所任不同，所责异也。汉文帝时，老上单于自将十四万骑入萧关，烧回中宫，侯骑至雍，烽火通甘泉宫，可谓危矣。帝乃躬擐甲胄，思亲征焉。其后匈奴复大入，帝亲劳军至霸上及棘门，而在细柳则黄舆屈而不得驱矣，未闻其轻出狩也。既而景帝立，一日中七国同反，帝命周亚夫、窦婴将三十六军以伐之，有张羽之力战，韩安国之持重，韩颓当之功冠诸侯，而赵涉、剧孟、邓都尉辈为之谋画，七国王侯之首可指而旌之也。惟帝之断，足以诛御史大夫晁错，其势足以使太常袁盎使吴，其明足以容周亚夫之不奉诏，以梁委吴，亦未闻其轻出狩也。唐明皇有始无卒，昏淫不道，固非文景之比，而国家之盛，不减文景时也。一旦安禄山以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之师，率同罗奚、契丹、室韦十五万众反范阳，取河北，陷东京，克桃林，而潼关失守，则不告宗庙，不顾九族，不谕百官，身与宫宦数十人，揭衣而奔，才行四十里而无食饮，与征徒并饥寒。越明日，军士不肯行，则斩宰相缢妃子仅行。中道散亡者众，赖剑南骡纲至，以甘言强之而前，不敢言骑骡之疲也。受辱于馈食之田父，诉诚于献酒之微臣，悲歌酸鼻，若悔而不悔，唐室自是倾矣。其后肃宗幸岐，代宗幸陕，德宗幸奉天，皆脩明皇故事也，未有僖、昭之出，则《春秋》之不贬也。昔禄山之初叛也，四方郡县不从贼者，皆倚东平太守嗣吴王祗以起兵，其终赖太子即位于灵武，以固天下之基业，则民心于帝，岂不愿其留而出哉？梁武帝区区好无益之名，窥无术之利，专以登叛人为谋，末纳侯景十有四州之地，自谓坐获非常之大功也。不知其相朱异纳景之赂，其子王德通景之谋，长江不足以为险，而朱雀航、石头城与浮苴等也。景逼帝坐，白刃交前，而景徒能焚宫室，辱妃主，杀百官，曾不自保其首领也。梁室不碎于侯景之手者，武帝坐朝如故，而未尝议及奔亡。苻坚之秦，军声国势，据中原以威百戎，非江左可拟也。锐气以攻衰微之晋，戎卒六十万，介马二十七万，下蜀汉之舟师，拥幽冀之陆骑，军实万里，齐声并进。晋谢石之师不足以当其十二之一，而石、琰、幼度、伊辈风流清谈之师，不足以当苻融、张蚝、慕容炜、垂、姚苌辈熊虎百战之将。而融阵逼肥水，从幼度之诱，一动而奔，溃不可制止，融擒而坚仅以身遁，姑得道洛阳而入长安。曾不安静，而复出五将山，姚苌执之，幽于新平别室而缢死。靳传国宝以陈义，问尹纬以怜才。于是垂与子宝中道叛，而燕复以兴。乞伏父子继以陇右叛，而秦以立。句町王以河南叛，姚苌以万年叛，慕容冲起兵于帐下，慕容炜变发于会中，诚可惧矣。向使坚收散卒不去长安，任权翼、苻越之忠谋，督张蚝、石越、毛当、苻飞龙之力战，则遽有五将之辱，新平之祸，使秦遂亡乎？执事者鉴汉文景不出而隆盛，唐明皇出而衰亡，梁武不出而存，苻、宣、昭出而亡，则一反覆手间，天下之利害，断可知矣。又有往古实迹可按，而为执事言者。燕太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，出师小胜，而激石虎之赵大阵以临之，一日亡其二十馀城于赵。赵兵将逼所都之棘城，皝惧欲出亡，其帐下将慕舆根谏曰：「王一举足，则成彼赵之王业，中赵之计矣。今国家固守坚城，其势百倍，事之不济，不失于走，奈何望风委去，为必亡之理乎」？玄菟太守刘佩曰：「事之安危系于一人，大王当自强以厚将士，不宜自弱也」。其谋臣封奕曰：「虎凶恶已甚，鬼神共嫉，祸败之至，何日之有？今空国远来，攻守异势，戎马虽强，无能为也。顿兵积日，衅隙自生，但坚守以俟之耳」。燕乃以刘佩之力战大败赵师，终为大国。视石虎不义以死也，是尤宜今日之当知者也。所谓黏罕、斡离不者，非石虎之俦也，其凶淫不道则过之，我不可一举足以自弱而成贼计，惟坚守以成百倍之势，而视其明神诛殛可也。况我祖宗基业之固，宗庙社稷之灵，今天子之勤俭图治，固非新造之燕可同日语也。亦窃有可惧者，今之谋臣视封奕如何，其战将视刘佩又如何，执事者未宜忽于斯也。又如燕幽帝慕容炜屡败于晋大司马温之师矣，温乘胜至枋头，炜惧焉，与太傅评谋奔龙城，赖吴王垂请出战，曰：「若其不捷，走未晚也」。果大败温于襄邑，而得晋之寿春焉。此则危甚矣，无足为执事者陈之也。今之谋臣必不为慕容评，而战将视慕容垂又如何，执事者复宜念之也。是二者盖有前比矣。光武初在河北，得邯郸、信都二郡之助，而兵众未合，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，西还长安，独邳彤曰：「若明公无征伐之意，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。明公既西，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，背城主，而千里送公，其离散亡逃可必也」。光武不复西，而卒因二郡，以一天下也。方光武创业之初，犹不肯散亡二郡之众而固守河北，执事者谓今累圣重光之基业，可不恤京师之众散亡而固守天下乎？嗟夫，皝去棘城，谋奔龙城，则燕虽兴而复亡也。光武轻去河北，则不能中兴，而汉不得复有天下也。执事者幸少念之也。或曰：「晋元帝之亡也，保江东而兴王业，胡为而不可？曰：元帝以琅邪王渡江而即帝位，非驱黄屋以东巡也。其所以即帝位者，又岂藉江山之固哉？中原名德之士，王导、周顗之属，不忘中原之故国，相与慷慨垂涕，而立宗庙于荆棘之中耳。是时东晋之地，南抵寿春，北极彭城，东至洛阳，如使元帝居洛阳之旧都，收中原之遗英，则彼刘渊，石勒辈，果何有哉？请以二事明之。东晋之初兴也，弱矣，刘琨遥奉朝廷之威命，无日不战于刘、石间，几兴而败。且使琨不死，则灭刘以兴晋阳，杀石勒以固河北，而洛阳、长安皆晋之归也。祖逖志在中原，琨之所畏也。其在豫州，百姓襁负而至，将士乐为致死力，胡寇不敢窥兵。石勒遣吏护其母墓，黄河以南复为晋有，略地千里，复户万计，惜逖不能自成其渡江之志而卒也。晋之末尤衰矣，大司马温之师，犹足以至霸上，刘裕之师又足以入长安，况在元帝初兴乎？其初则未有定分争先，破竹之势也，其后则强箭之末，饮羽之势也。琨、逖二人者，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之以一天下者也。温、裕二人者，不生于元帝之时，使之效忠佐王者也。执事者当念琅邪王渡江失计如此，况以天子之尊，为江东之举乎？岂不惜哉！昔人所谓日前可验天下共知之事，区区所陈，往事是也。其在本朝，则章圣皇帝因契丹再入河北，不西狩蜀，不南狩金陵，上有毕士安之深谋，下有高琼之竭忠，而成之于寇准之决策，不复徘徊而径幸澶渊，其流福天下，至今赖之也。是则不待说之之言，而执事者宿知之矣。谨议（《嵩山文集》卷三。又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二三一，《曹南文献录》卷六二。）。

「亡」字原空，据右引补。

或问：唐杜牧言山东王者不得不王，霸者不得不霸，其说果是非？曰：牧之意勤矣，其论失之迂而不密。盖山东不足以兼河北，河北为能制山东，牧安得以天下之势专之于山东也哉？至于牧言河北视天下犹珠玑，天下视河北犹四肢则是也。牧曷不曰河北者天下之脊也，有大伾为地喉，有大陆为地腹，其势足以吞天下而容纳之也。况有天下者，得河北则得天下，失河北则失天下；凡有国者得河北则立，失河北则亡。其国虽不正，而得河北则强；其国虽正，而失河北则弱。其国虽无道，而得河北则强；其国虽不至无道，而失河北则弱。是何也？自周不王而天下分裂六七，其敌国三，曰秦曰齐曰楚；其与国三，曰韩曰魏曰赵；其附国一，曰燕。燕赵魏三者皆在河北，而赵为约长，与秦则秦重，与齐则齐重，与楚则楚重。彼狼虎之秦，欲搏噬诸侯，一擅天下者，累数世而未得志也。逮夫始皇二十五年灭燕灭赵，乃明年灭齐降魏，遂兼天下，改诸侯为郡县，铭金人以示得意矣。二世之立，盗贼相随而起，陈胜虽首兵于楚，而张耳、陈馀立歇于赵，天下之心始争王矣。当是时，所谓河北军者，为最可畏也。项羽渡河，与秦军遇，九战绝甬道，大破之，于是乎楚兵寇诸侯，秦之失天下，自此其决矣。是河北为秦如此也。汉高祖之兴，非胜、广之势，且无馀、耳之交，未尝一日申于楚。虽先入关而不得王，其危甚。及乎命韩信、曹参、张耳帅师伐代，获夏说，遂伐赵获歇杀陈馀，以张耳王赵，由是信得以袭齐，杀楚龙且。越明年，五诸侯围羽垓下而灭之，汉于是一祖三宗烨其盛矣。不幸中间盗于新室，更始庸孱，不足以奉君天下。光武崎岖北渡河，其穷自称邯郸使者，而属为北道主人者，不知凡几人也。不意渔阳、上谷之突骑精兵良为己来，乃取邯郸，杀王郎，败铜马于邬（在康城。），败青犊于犬射（在武德。），败谢躬于邺，由是邓禹克河东，寇恂克河内，遂即位于镐（在高邑。）。光武既以幽冀兵中兴汉室，乃立营黎阳，以畜河北精锐，谓之黎阳营，其视河北未尝不少在意也。其后子孙不知祖宗王业之本，河北为袁绍之室矣。曹操虽自视英雄，而切齿不与俱生者，唯绍也。绍死，谭军黎阳，与尚争冀州，是二孺子者，实自屠剪以为操之奉。操得黎阳，取邯郸，取邺，牧冀州，卒以冀州之河东、河内、魏郡、赵国、中山、常山、钜鹿、安平、甘陵、平原十郡封魏而亡汉矣。是河北为汉又如此也。晋因魏以一天下，才二十年，赵王伦内鬨，成都王颖外溃，颖军次于朝歌，惠帝以十万之师次于安阳，颖以石超来战，王师败绩于荡阴，惠帝裹疮流血，仅以居于邺，而王浚、刘元海、石勒、汲桑辈，皆为颖而飞扬于河北。颖初利群胡，以为一身之爪牙，而不知其后卒移天下之荼毒，豕涂鬼车，人人自王，视中原如无人境，晋才阻江而有之，是河北为晋又如此也。隋文帝以后家之势，窃有移周宗之谋，而忌尉迟迥在相州，据赵魏之土，未敢发也。及以韦孝宽取迥杀之，资相州之胜，其取周如拉朽，遂灭陈，一天下。炀帝忘灭陈之师，游溺不返，杨玄感、李密肇乱于黎阳，王须拔、历山飞辈溃于燕赵，以蹙扬州之祸，曾不得一抔土以自覆，宁论隋室之存亡乎？是河北为隋又如此也。唐兴，杨玄感辈驱除河北，其定中原甚易。既杀刘黑闼，平河北，遂一天下。明皇以声色丧其神志，相牛仙客而将安禄山，招河北之祸。虎牢失其固，潼关失其险，两京七庙，一日丘墟，帝仅以身还自蜀，而河北卒不复归于朝廷。盖往时安史之祸犹太阳病者，势虽危，而汤液亦易为功也。唯是仆固怀恩养寇自资，留贼遗君父，以禄山之党李怀仙、李宝臣、田承嗣、薛嵩辈分帅河北，天下谓之四寇者，其病犹殗殜，人虽亡而厉气不已也。其后朱滔主盟以冀王，田悦以魏王，王武俊以赵王，又以建兴王李希烈，天下谓之四叛。虽有马燧为将，将百万之师，而竟无尺寸之功，益坚悖乱之志。又其后朱克融囚张弘靖，王庭凑杀田弘正，天下谓之二寇。虽有李光颜为将，将百万之师，而竟无尺寸之功，徒使姑息之风益炽。又其后城坚社老，风雨自神，不复知有朝廷，朝廷益弱。而马燧无子，李光颜无孙，彼狼子纳孙夥且健也。百馀年间，朝廷固无一夫渡河，而河北三镇按重兵，视本朝烟尘之警、播迁之虞，亦未尝有一人勤王者，卒以佐朱温亡唐焉。当时诸镇跋扈者，倚河北为城社，要之即节旄者窃援河北以自张大，不与河北缔构者，不足以取重于朝廷。朝廷或增一城，浚一池，而河北怨怒上闻，即日为之罢役。或兴师问罪他镇，而河北必来挠王师，朝廷于是声河北之异礼，而示讳执政，谓为当然，而恬不怪，议者惜焉。马燧势可以破田悦而逸之，盖燧自知其有所不可者。宪宗能诛元济，而不能不救王承宗。武宗欲伐泽潞，而先姑息魏镇，则河北为唐又如此其甚也。故曰：凡有天下者，得河北则得天下，失河北则失天下，庸不然乎？又如桓温、刘牢之、刘裕，经营中原，倾国之力，有将有兵，驱海岛而来，势若坏山，人皆乐声教而厌腥臊，为日已久也。奈何温败于石门，牢之败邺，裕不守关中，竟不能成天下之功，皆以不得河北而失天下也。所谓凡有国者得河北则立，失河北则亡者，苻坚之秦取燕慕容炜而立，拒于燕慕容垂而亡；托跋之魏取慕容宝而立，分于高欢而亡；朱氏之梁婚魏先梁而立，失魏失相而亡；李氏之后唐得魏灭梁而立，契丹入自河北而亡；石氏之晋以河北奉契丹而立，李殷纳契丹于定州，张彦泽以契丹犯京师而亡；刘氏之汉委河北，父事契丹而立，郭威起于邺而亡也。所谓其国虽不正，而得河北则强；其国虽正，而失河北则弱者，曹氏之魏强于刘氏之汉是也。所谓其国虽无道，而失河北则弱者，高氏之齐强于宇文氏之周是也。呜呼，河北为天下之势，重轻如此，君天下者慎之哉！共惟我艺祖，亦自北征，不战而受天丕命。